平衡貿易并非出口退稅率調整的主要目標,如果僅為減少順差,鼓勵進口的政策更為直接
以退稅率調整引導出口結構優化
□黃靜波
自2007年7月1日起,中國調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退稅率水平呈整體下降趨勢。近年來,出口退稅處于經常調整的狀態,這與我國貿易順差大的情況以及國外貿易壓力有密切的關系。但應當明確,平衡貿易并非出口退稅率調整的主要目標,如果僅為減少順差,鼓勵進口的政策更為直接。
我國的出口結構必須提升
中國連年的出口快速增長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度很高的低技術含量的產品或較低附加價值的中低端制成品,尤其是輕工和紡織產品或工農業初級產品。雖然現在機電產品出口已占中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已超過1/4,但也是較低層次的機電產品和“準”高新技術產品居多。低附加值產品出口大幅增長加劇了貿易不平衡,導致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加大以及國內貨幣政策難度加大等一系列宏觀的負面效應。這表明,中國的出口結構迫切需要提升。
就我國出口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制成品而言,由于中國勞動力價格便宜,出口廠商在國際市場上一味壓低價格,造成出口產品長期處于增量不增價的局面,產品的升級換代緩慢,缺乏核心競爭力。中國商品大量存在于國際市場,一方面引起國內廠商的惡性競爭,無法體現中國勞動力的正常價值,另一方面也容易給人傾銷的感覺,引發國際經濟摩擦。
發揮出口退稅率調整在提升出口產品結構中的導向作用
出口退稅率調整將在出口結構調整中發揮重要的導向作用,表現在:
1.中國經濟發展長期處于能耗居高不下、環境壓力加大的狀態,下調“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率甚至取消退稅,迫使企業減少“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如水泥、石化化工、鋼鐵、有色金屬等)的出口,抑制相關產業繼續擴大。
2.減少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產品的出口,加大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產品的出口,從而引導企業調整投資方向,避免盲目投資和產能過剩,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3.出口退稅率下調,減少“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意味著我國將逐步停止對外國使用我國資源進行補貼,將有利于減少我國在這些產品上的貿易順差,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向低資源消耗和高附加值升級。
4.出口退稅率下調,相關出口商品的成本則會增加,縮小了所涉產品出口的利潤空間,促使出口企業進行出口產品結構調整,同時加快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促進制造業不斷升級。技術創新大多具有高效低耗、較少影響環境的特點,因而可以提高效益,調整結構,優化配置,實現企業要素的最佳組合,使企業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5.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稅,對外貿出口的過快增長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緩解我國外貿順差過大帶來的突出矛盾。技術創新是有別于價格競爭的出口擴張方式,這種方式無須采取低價競銷策略,大大減少了受到反傾銷指控的可能。
出口持續增長的根本在于技術創新
出口退稅率調整的目標在于調整出口結構,盡管出口退稅率調整增加了出口企業成本,加上政策適應期比較短,短期內很可能會使一些企業難以應對,但這是經濟調整必須的代價。此次出口退稅率調整采取了“有保有壓”的區別政策,對于資源性、高能耗的產品,調低出口退稅率甚至取消退稅,限制其出口;同時鼓勵機電以及高新技術等產品出口。所以從總體上看,出口退稅率調整不會對正常的外貿出口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但重要的是在這一調整過程中,出口企業必須有一個迅速的漂亮的轉身,以適應我國出口結構提升的趨勢和要求。
外貿發展的根本出路是提升出口產品的質量和檔次,加大研發投資,鼓勵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尤其是產品創新,賦予創新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更強的競爭力。包括新產品和新生產方法的引進在內的技術創新在擴大企業市場、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以及增加企業利潤方面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產品的高附加值來源于企業的技術創新,技術創新能力的競爭,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企業競爭的主流。創新需要相應的投入,人才和研發支出應當納入企業戰略。政府政策也應當把技術創新作為提供出口激勵程度的一個依據,鼓勵更多的出口企業進行技術創新。
從長遠看,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反映出出口產品結構提升的導向,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有助于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也有利于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作者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國際商務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對我省經濟正面意義大于負面影響
□徐林清
外向型經濟是廣東經濟的一大特征,外向型經濟的特點使廣東對國家外經貿政策的調整十分敏感。此次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幅度大,涉及面寬,不可避免地會使廣東經濟受到多重影響。
微觀層面:部分行業短期內會陷入利潤困境
從微觀層面看,部分產業受退稅率下調的影響,利潤空間將被壓縮。廣東省內受影響較大的產業包括紡織服裝業、皮革及相關制品行業、塑料制品業、家具行業、石材及陶瓷行業、水泥行業、機械制造行業、化學工業、有色金屬行業等。上述這些行業的產品在廣東均屬于大宗出口商品,其中部分行業利潤空間本來就比較小,有些行業甚至僅僅靠退稅來維持微薄的利潤,因此下調退稅率將使其受到較大的沖擊。受退稅率下調沖擊大的行業可能會出現一次“洗牌”過程,這些行業內的一些中小出口公司基礎較弱,多年來靠壓價競銷,其利潤僅限于若干個百分點的出口退稅,退稅率下調將使他們首先出局。
企業應盡早實現從出口數量導向向出口效益導向的轉變
對于在這次退稅率下調中受到較大影響的企業,首先應當認識到這次政策調整的導向意義,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從戰略上看,企業應當順勢而為,走高檔、精品和高附加值的產品路線,盡早實現出口數量導向向出口效益導向的轉變。
從戰術上看,企業仍然有很多途徑可以轉移政策造成的損失。如果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需求彈性比較小,則可以通過適當調高產品價格的方法彌補退稅率降低的損失,而產品價格調高的同時如果質量也得到了提升,則其國際競爭力并不會因此而下降。如果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需求彈性比較大,則企業可以尋求更多內銷,通過內銷來規避國際市場風險,并化解政策造成的負面影響。如果這兩條道路都無法走通,則意味著企業必須做長遠打算,適時地調整產品結構。
宏觀層面:政策調整更多的是信號意義,不會對我省經濟帶來實質性的負面影響
雖然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會對廣東部分產業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使廣東出口增長速度可能減緩,但從整體來看,此次政策調整更多的是信號意義,并不會對廣東經濟帶來太多實質性的負面影響。首先從廣東的出口商品結構上來看,機電產品及高新技術產品占絕對大的比重,2006年廣東機電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68%,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35%,出口金額在1億美元以上的產品共有380多種(其出口額占廣東省出口總額的80%以上),這些產品基本上都屬于電子和信息產品。而這次退稅率下調目錄中,很少涉及到電子、信息產品和機電產品。其次,從貿易方式上看,廣東省加工貿易出口額仍占出口總額的70%,而根據國家出口退稅政策,加工貿易中來料加工部分采取“不征不退”的原則,進料加工中涉及到的退稅比例也很小。因此,廣東企業出口中受出口退稅影響的程度要低于全國其他地區。再次,廣東省多數“兩高一資”企業及其他出口企業對于政府調低出口退稅率的政策早有預期,心理上已有準備,行動上亦有前瞻性的應對措施,提前化解了政策的沖擊力。
長遠來看,調整對廣東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有更多正面意義
從長遠來看,降低出口退稅率對廣東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有更多正面意義。如果說降低退稅率是一次產業大洗牌,那么廣東企業一定是勝出者。因為廣東企業的素質整體上要高于其他地區。從這個角度來說,退稅政策調整更多的屬利好因素。
如果這一政策的實施能夠減少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對廣東來說也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因為近年來,廣東是遭遇國外反傾銷訴訟最多的地區,廣東企業飽受國外反傾銷訴訟之苦。這次退稅率下調的一個重要的政策取向就是要減少因產品價格過低造成的貿易摩擦,有助于建立一個良好的國際貿易秩序和良性競爭的環境。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政府一系列貿易政策的實施,會使我國貿易失衡的狀況得到緩解,有可能會在較大程度上解除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出口退稅率下調的影響是局部的、暫時的,但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是全面的和長遠的。對于廣東這樣的外向型經濟大省來說,較低的本幣匯率水平有利于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并使經濟增長獲得持久的驅動力。
作者系暨南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系副教授
長遠意義在于增強廣東自主創新能力
□易行健
廣東是我國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最高的省份,2006年廣東省該指標為157%;廣東也是我國第一大出口省份,2006年廣東省出口總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31%;另外,2006年廣東省外貿順差高達766.84億美元,占全國外貿順差的43%。因此,可以預期,此次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將對我省的外貿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并將對我省外貿出口的過快增長產生抑制作用。但是由于政策設計采取了“有保有壓”的區別政策,表明了國家對產業結構、出口商品結構調整的明確態度,因此本次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對廣東出口結構的影響程度將大于對出口總額的影響程度,同時對不同行業、不同產品的影響程度也存在差異。
調整出口退稅率對我省出口結構的影響程度大于對出口總額的影響程度
首先,由于廣東省出口商品中“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所占比重比較小,因此本次取消的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對抑制廣東出口總額快速增長的作用比較小;只是近年來廣東省的礦物燃料、潤滑油及相關原料的出口增長比較迅速,因此這類產品的出口增長將受到較大的影響。
其次,本次政策降低了2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稅率,這對抑制廣東出口總額快速增長產生較大的影響,其中紡織、服裝、鞋帽類、家具、玩具、旅行用品及箱包、陶瓷、玻璃制品等傳統優勢出口商品將受到更大程度的沖擊,摩托車、自行車、縫紉機等機電產品的出口也將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
第三,就出口產品類型而言,本次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對于需求價格彈性較大的出口產品帶來的沖擊將大于需求價格彈性較小的出口產品;對于出口附加值與利潤率較低的出口產品帶來的沖擊將大于出口附加值與利潤率較高的出口產品。
第四,就企業而言,本次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對出口額占銷售收入比重較大的企業帶來的沖擊將大于出口額占銷售收入比重較小的企業,特別是那些以“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或紡織、服裝、家具等傳統優勢出口產品為主的企業。
企業應對之策:降低運營成本、加快產品結構調整、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
對于出口企業而言,面對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帶來的沖擊,順應新的政策要求,積極應對方為上策。
具體對策,一是要加強內部管理,充分挖掘企業潛力,盡量降低運營成本。因為出口退稅率的下調壓縮了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企業應盡可能把降低成本與增強企業競爭力結合起來,將政策調整帶來的不利影響降至最低程度。
二是要順應國家的政策導向,加快產品結構調整。逐步削減“兩高一資”產品的生產,逐步增強自生創新能力,向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產品轉型,全方位提升企業和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三是要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發展多種貿易形式,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通過對外投資,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拓展發展空間,開拓國際市場。
從增強我省自主創新能力的角度重新審視當前的外經貿政策與產業結構轉型
總而言之,短期而言,本次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將降低我省出口的增長速度并部分緩解貿易摩擦日益增長的壓力,長期而言將加速我省產業結構的調整與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轉型。應該說這種調整與轉型從長期看是有利的。因為近年來我省外貿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飛速增長帶來了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比如外貿順差快速增長使得出口不可避免地進入了貿易摩擦頻繁化、常態化時代,給我省外貿發展與宏觀經濟運行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出口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仍然體現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但這些行業的快速擴容不僅難以徹底解決我省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問題,還有可能使我省的產業結構陷入“比較優勢陷阱”,長期固化這樣一種不平衡的貿易結構。
因此,對廣東而言,本次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的更長遠意義在于,從增強我省自主創新能力的角度重新審視當前的外經貿政策與產業結構轉型。如何利用此次政策設計中的區別對待原則,加快產業結構、出口商品結構調整,加速淘汰“兩高一資”的產品、企業與產業,有效促進傳統優勢產品的轉型升級,不斷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最終全面增強我省的自主創新能力,將成為廣東省政府相關經濟管理部門、企業界與學術界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出口退稅政策作為出口創匯最重要支持工具的功效已告完結,但作為一項符合WTO規則的國際慣例,其借助國際需求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宏觀資源轉化效益的功能將長期存在
出口退稅政策的功效已根本改變
□楊小川
最近發布的《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從官方的意圖和調整的內容來看,直指外貿順差過大、投資增速繼續在高位運行、流動性過剩和外貿摩擦等問題。自1985年實施出口退稅政策以來,我國已經對出口退稅政策進行了10次較大的調整。從這次目的明確的調整,我們可得出什么啟示呢?
出口退稅政策作為出口創匯最重要支持工具的功效已告完結
出口退稅政策設立之初,目的在于鼓勵出口,甚至壓抑內需,全然不顧及資源轉換效率,不惜代價全力推進出口換匯,以配合進口替代戰略的實施。時至今日,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盈余國家,并且國內經濟部分地由于外匯順差過大引發了流動性過剩問題。從外匯短缺到外匯過剩,是不同層次的兩個矛盾問題。顯然,為解決外匯短缺而出臺的出口退稅政策,作為出口創匯最重要支持工具的功效已告完結,但作為一項符合WTO規則的國際慣例,其借助國際需求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宏觀資源轉化效益的功能將長期存在。
凸顯構建資源節約和可持續發展型經濟的政策意圖
此次對出口退稅稅率的調整,短期內將有效地抑制外匯順差增長過快、過猛的勢頭,緩解國際貿易摩擦,為我國爭取一個相對公平的國際市場環境;從中、長期來看,借助國際市場需求力量,轉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提升我國產業結構,構建資源節約和可持續發展型經濟,政策意圖十分明顯。此次政策調整力度前所未有,時間距上次大規模的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不到一年,調整涉及面廣,并且未像上次調整那樣給企業預留三個月的過渡期。政府痛下決心提升出口商品結構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見一斑。
“兩高一資”的出口模式已難以為繼,須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
出口退稅稅率的不斷下降,告訴我們一個基本的事實,對我國而言,建立在低成本(主要是較低的工資和資源成本)、高耗費和大量擠占國際市場份額基礎之上的出口模式已難以為繼,我們必須借此機會構筑新的比較優勢,發掘新的利益來源,在新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從而在國際競爭中獲取新的比較利益。我們要大力削減“兩高一資”商品的出口,鼓勵知識創新型、資源節約型和勞力吸納型制造業發展,鼓勵其占據國際市場。從公布的出口退稅稅率調整指標來看,“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退稅稅率還有下調的空間、甚至存在完全取消的可能。隨著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很有可能逐步取消大多數產品的出口退稅,僅保留對于高科技產品、農產品和農產品加工品等少數產品的出口退稅,對出口產業最終形成宏觀上零稅率,配合產業結構升級政策,微觀上實行差別較大的出口退稅稅率制度。
出口導向型產業比重較大的沿海地區要成為新型工業化的領跑地區
出口導向型產業比重較大的沿海地區,要加速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加大結構調整和對傳統工業改造的力度,爭取成為我國新型工業化的領跑地區。沿海一帶作為發展我國出口產業的先行地區,已經積累了足夠的實力、經驗和人才,有能力也有責任率先實現新型工業化,在提升出口產品結構的過程中,應減少對國內市場的依賴和國內資源的耗費,為內陸省份的發展讓出空間。大量落后產業在沿海地區的存在,勢必阻礙產業升級的步伐。
出口退稅政策還需一系列政策組合的配合
下調出口退稅稅率,只能在短期內抑制外貿順差的過快增長,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國際貿易平衡問題,長期的外貿順差乃至國內流動性過剩問題,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一系列組合政策的配合。除了宏觀財政政策、金融政策之外,還應同時改善企業出口的組織形式,增強行業談判能力。中國不少出口商品長期以來給外商以低價傾銷的印象,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出口企業的零散出口難抵國際寡頭壟斷買家的壓價。外商在談判中甚至將出口退稅額算進去,出口退稅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對外國消費者的“補貼”,歐美等發達國家成為中國出口退稅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另外,長期的低價格出口,使這些部門的人工工資難以提高,出現了出口高增長而工資長期在低水平徘徊的不正常現象。
作者系廣東商學院縣域經濟研究所副所長